有关中国各族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解释，可参见凌斌：《从汤武到辛亥：古典革命传统的现代意义》，载于王奇生主编：《新史学·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解释》（第七卷），中华书局2013年版。

比如公民提起司法审查要求撤销行政决定，法院却判决驳回请求，确认了行政决定的有效性，公民就只能容忍自己的权益被剥夺。[25][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104页。

两种义务的来源与构造并不相同。该案例之详情及其判决，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3期。[35]参见鲁鹏宇、宋国：《论行政法权利的确认与功能》，载《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51页。[55]其中缘由值得我们深思，也说明了独立的行政赔偿诉讼类型建构的重要性。[21]也就是说，这种规范体系或规则体系下的依法行政模式，要在坚持民主理论的前提下，和行政主体理论、具体行政行为理论以及司法审查理论关联在一起，形成当前主流的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行政法治范式。

（参见朱新力：《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第66页。王名扬先生由此批评美国没有像法国那样区分司法审查和行政赔偿诉讼。尊重则是一种不干涉、肯定他人的意志，是一种平静的心情。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公民不但有物质的需要，还有精神等方面的需要。因此，就有必要对认真对待宪法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涵继续推进。但怎样才能做到对人民负责？其方式当然是人大代表在运用权力或在议事过程中应当充分地代表和表达民意。社会的规模很大，成员多为互相不了解的陌生人，稳定的生活秩序的形成，必须依靠合理行为法则（法律、风俗习惯）的建立与遵行。

在笔者看来，这些障碍至少在文本解释层面较难克服。那么，如何判断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治水平？有研究指出，如果一个政治共同体或者组织内的行动和控制方式能被视为源于这个共同体和组织，它便可以被认为是自治的。

就政体Ⅱ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的内涵来说，其不仅包含权力的组织原则，也包含权力的运行原则。但是，这样的政治有机体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它可能是一个没有灵魂和目的的利维坦，一个法律技术组装的机器．．．．．．我们通过对《宪法》序言前五段的分析，就会发现在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叙述中，这个历史已经是一个有目标、有方向的政治活动的历史，也就是说，人民通过宪法创建的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有机体本身是有政治目的的。详见内容可参见韩秀义：《中国宪法权利新类型的划分、解释与应用》，载于《现代法学》2012年第6期，第26页。而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国家以所有的形式对资源占有、使用予以规制，并基于平等的自由观对每一个国人的人生处境都抱有同样关切，才能遏制人性与社会对自然资源的贪婪，才能让每一个人的人生梦、中国梦得以真正的实现。

[86] 这是笔者仿照革命教化政体这一表述所做出的概括。通过这三种逻辑，中国宪法典完成了对一体中国的完整性地宏观建构[28]。但人体完全提供不了人们所寻求的那种类比——有机物的类比。由于强世功教授具有的超强的叙述能力和修辞技巧，[13]为了不破坏强世功教授的论证效果，这里，笔者将对相关内容做较大篇幅的照录： 宪法的结构必须在创设不朽政治生命的意义上来理解，宪法的结构清晰地展示了人民共和国这个永生不灭的政治生命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没有人民不可能有宪法，但没有宪法人民共和国无法获得永生。

⑷通过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政治权利的行使，如言论、出版、游行、示威和政府机关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等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在动力机制层面，表现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政治主权系统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治理主权系统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模式的代表性学者是陈端洪教授。

[17] 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7页。从个人的角度出发，爱使人积极参与群体生活，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来说，有助于造就好的统治者。[78] 燕继荣：《中国的社会自治》，载于俞可平主编：《中国治理评论》（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92—93页。其实，对于中国未来的设想和展望，也是宪法典建构一体中国的逻辑，笔者将之概括为展望逻辑。[46] 我们可以这么总结，以大历史的角度观察欧洲历史，我们就会认识到腐败是西方社会的基本特点，甚至是任何社会的特点，整个欧洲的历史就是透过高违反成本的法治保证民主的推行以控制腐败的大历史进程。凡是国家都必须有政治统一性和社会秩序，必须具有政治统一性和社会秩序的某些原则，我们可以将政治统一性和社会秩序的这种整体状态称为宪法，因此宪法是国家的灵魂。

若用耳熟能详的语言来表达，政体Ⅰ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也可参见［德］托马斯·海贝勒、［德］舒耕德、杨雪冬主编：《主动的地方政治：作为战略群体的县乡干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从整体上看，它主要包括：（1）根据权力运用和实现的需要，依据一定标准对国家权力进行划分。[59] 再者，即使在感情的范畴，爱也不见得是公民伦理所最需要的情操，也许尊重他人与公民伦理的关系更密切。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以人的素质提高为前提，而人的素质又是通过教育实现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在这五个概念的内涵得以明晰的基础上，人大同公民的政治关系就可以描述为：公民基于治理意义的主人地位，把相应的权力委托给人大行使。设想和展望之二是对斗争的考量（第八段）。若用耳熟能详的语言来表达，政体Ⅱ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20] 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shaott）著，［英］特里·纳尔丁（Terry Nardin）、卢克·奥沙利文（Luke Osullivan）编：《政治思想史》，秦传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页。

既然在国家治理领域实行市场经济，那么，对于公民来说，就必然要享有充分的民商事权利[64]。相对于笔者所解释的政治主权系统中的经济性国体而言，则体现为以民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公平为取向的权利分配制度上。

针对中国宪法如何才能转变为规范宪法，进而中国如何才能步入宪政国家这样的问题，中国法学学者已经做出了诸多对策性的探求，但这些探求大多是在认真对待宪法理想及宪政蓝图的意义上展开的。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共同体内自治组织数量的增长、共同体自我管理范围的扩展、共同体内决策公共性的提高，以及公共治理结构的确立，应当是判断自治程度的重要指标。

[23] 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shaott）著，［英］特里·纳尔丁（Terry Nardin）、卢克·奥沙利文（Luke Osullivan）编：《政治思想史》，秦传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页。应用二元之认识方法，首先可以认为中国宪法典规定了两种类型的国体和政体，即：政治主权系统中的国体（以下简称为国体Ⅰ）和治理主权系统中的国体（以下简称为国体Ⅱ），政治主权系统中的政体（以下简称为政体Ⅰ）和治理主权系统中的政体（以下简称为政体Ⅱ）。

囿于篇幅，这里不能对该理论体系的内容做出详尽的解释和交代，而只能做出极为简要的说明：体，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组织体。笔者把最为重要的条文罗列如下：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机理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第三，自上而下的真理性建设方式。

宪法制度的二元性存在构成了中国宪法典的核心制度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正如秦晖教授所说：秦开创了大共同体一元化统治和压抑小共同体的法家传统，从小共同体解体导致的‘私有制看来似乎十分‘现代，但这只是‘伪现代。[92] 这当然涉及建构一体中国的逻辑，即确认逻辑、展望逻辑和规定逻辑。

这个事实只是说明了劳动力的生产、劳动力的产出和劳动力本身都是对立的。[51] 郎咸平、杨瑞辉：《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